人家一定都觉得，做公关的，肯定天天请客吃饭，觥筹交错，花天酒地，其实，我们不仅饭吃不好，不得胃病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是做公关杂事太多，又杂又重要的事太多，吃饭总被打断。

上星期跟一个电商公司公关总监朋友吃饭，中间电话总响，开始他不好意思，说别管它；后来我说，还是接吧，我以前也是这样，吃着饭急事追过来，多半是确认稿子的事情，不接不好。

电话一接，两个人吃饭就变成我一个人吃了。一家付费媒体写的软文要发，公关总监看了有不同意见，公司希望突出的要点没写进去，要求修改，公司这边市场部领导也在问，三方有不同意见，来来回回争起来。 到最后，媒体那边不高兴了，说我们这边所有同事都在加班，尽量尊重你们，但我们是媒体，不可能都按你们的意思去改的。

不仅是这篇稿子，还有媒体和公关哪个更强势的问题。 20年前，媒体毫无疑问是强势的一方，现在，媒体和企业开始成为利益共同体，社会生态圈，如果说这是猫鼠大战，也不会总是个头大的汤姆猫被动挨打。

总是有人问我，互联网时代，公关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一般的回答都是更难了，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发声的点太多，危机的不可预知性太强。 曾经一度有非常强势的汽车公司、巨型互联网公司，用四面包围的手法“搞定”媒体，但是它们今天也承认搞不定了，公关必须换一个思路，换一套打法。

我在公开场合为了表现深沉，一本正经地跟人说互联网时代公关更容易了，所有基本功好的企业和公关人，看到企业对品牌的投入，对人才的重视，对创意的执着，都会在互联网时代爆发。以前最受限制的传播渠道，现在打通了，每一个公司都是媒体公司，每一个作者都是自媒体，原来压在你身上的大山，记者老师们依仗自己媒体形成的天然强势，现在都给搬掉了，传播的主动权在你自己身上，此刻不庆祝不发力，还待何时？

这种理论上显得正确的东西，要是现实中也用得好，公关界也就没那么多人胃不好了。

以前有个同事，本来胃就不好，我还总拖着他干活儿，有个时期做大活动，场地离办公室挺远，经常在出租车上吃汉堡，有一天车开到南浦大桥，他一眼瞥到我们一个老外同事骑着三轮挎斗摩托，载着我们一个女同事在大桥的江风中飞驰，他惊得把刚吃了两口的汉堡掉地上了，又一顿饭没吃成。

后来他的胃更不好了，办公桌上总放着些饼干和点心，难受时就吃两口，后来又被女同事抱怨说点心渣太多为什么不每天清扫，等等。 后来他不做公关了，去新媒体创业了，脆弱的胃又进入了新一轮压力折磨。

在我们的压力到了极致的时候，总是会想些解脱的方法，比如说，媒体太难搞定，干脆花钱买软文，这下他们总要给点面子。 媒体这边，开了这样的先例，传统的媒体人也扭曲，我遇到好几次，媒体经营部把活儿丢给编辑部，编辑部派知名记者过来写软文，知名记者满脸不屑，心说这算什么呀，我凭什么听你的给你们公司写？

现在这样的矛盾少多了，但是也会遇到我的互联网公关总监朋友那样，说急了，媒体就说：媒体就是媒体，我们不会被企业绑架。

在我们试图解决一个矛盾的时候，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纠结。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到， 我们早晚要陷入一种“世界性疲劳”，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与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都是丰盛社会的特权。

鲍德里亚特别指出，这种疲劳是“无理由的”，他说：“这种疲劳至少意味着一件事情：即这个自以为且自视为总是朝着取消努力、朝着解决紧张、朝着更多简单自主和持续前进的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充满了应激、紧张、兴奋的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平衡恰恰随着用以实现它的技术条件的增加而越来越遭到损害。”

《消费社会》是1970年写的，4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快捷中，其实正在陷入新的，带着兴奋的紧张，心态的紧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僵硬。

在这样的变革中，凯文·凯利一直带着我们乐观，他在新书《必然》中说世界难以想象地变化，现在全球网页的总数量超过60万亿，平均到每个在世的人就是一人一万个。几下点击，就可以看到世界发生的几乎任何公开的事情，他写道：“我怀疑，天使观察人类的视角是否能够比这更好。”

天使能帮公关人吃好一顿饭吗？

我有几个公关公司的小朋友，总是热情地要请我吃饭，我反正想开了，无非是把跟客户的电话会、微信会，从办公室搬到餐桌上。 以前我在企业做公关，也逃不脱被追着确认一个稿件、一个微信公号文章发布这样的事情。

今天这个时代，一切都可能被颠覆，一切都可能发生。 一位公关公司老总说，以前企业公关部是标配，公关公司也是标配，今后随着传播体系、价值体系的变化，标配还是选装不一定了，公关服务机构要不断产生新的见解，运用好新的渠道，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这话绝不空洞，最近围绕着“公关还重要吗？”“公关是打杂的吗？”这些争论，都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是重新考虑公关的定位，公关人的生存状态的时候了。

未来的公关，我觉得就是八个字，坚守底线，跨界融通。

公关要做到不说谎，保持对大众媒体的敬畏，对行业洞察的追求，以品牌和声誉为己任，忍得一时委屈，留住青山常在，这是需要守住的底线。

将来，公关的答案可能不在公关，公关的学问也不在公关本身，正如制造业转向大数据，机械和电子一体化，自媒体和电商组成新型商业。那种“老师我应该报公关专业还是数字营销专业”的问题，再也不是问题，需要有专长，比如我的专长是公关，广告必须要懂，但是广告的创意和管理，我永远也比不上那些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

凯文·凯利在《必然》中说，只接触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有风险的。这种现象叫做“过滤器泡沫”（ ）, 技术术语是“过适”（），“你卡在了一个小高点的位置，而你自认为自己是在顶点上。”

他说，政治领域中的党派成员通常只依据“跟这很像”这一简单的过滤方式来筛选信息。其实，这种“过适”现象现在经常见于我们这些传统的公关人，和在数字转型大潮中拒绝学习或者掌握了伪技术伪思维的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承认自己不行，降到最低处，然后尽快提升。

被誉为“当代达尔文”，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他的《知识大融通》中提问：“我们能不能在最内圈的区域里获得融通，好让忠实的可信的判断能轻易地由一个领域传到另一个领域。各领域的专家能不能达成共识，找到一组共同的抽象原则和能提供证据的明证？我认为他们能做得到，相信融通的存在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公关在传播的大框架中，也会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发生融通，在我们面对变化的世界中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当然，尽管你觉得已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得把一顿饭吃好。

想起那次公关圈的晚餐聚会，正在兴头时，在某零售企业工作的哥们儿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脸就变了，大家问怎么了，他说新浪网出了负面，老板让我今晚找关系删帖，你们谁认识新浪的。

所有的人都沉重起来，媒体负面，老板今天要删帖，这是一个难解甚至无解的局面，人群中一组帮他找关系，另一组“指导”他怎么跟老板说删不了稿，但是有新的公关策略，这样这样。

不管怎样，吃了一半的饭，大家却已全无心情和胃口。 做公关这一行，你要舍得胃，还要继续承受紧张，唯一能使你解脱的，就是不断重复这句话：有人比我更惨，有人饭都没得吃。

李国威

因英文名Geoff，被业内称为“姐夫李”

曾任通用电气（GE）中国品牌与传播总监15年

此前担任华晨集团、通用汽车和生力啤酒公关传播职务